弗朗索瓦·邦收到一本印刷很精美的畫冊，隨便翻了一下，就把它扔到一邊了，說這種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什么價值了。
廣州的博爾赫斯書店見不到什么畫冊，甚至帶圖的書也很少，這不是因為以圖為主的書不好賣，而的確是我們主觀上已形成一個跟弗朗索瓦·邦相同的認識：從今天“書”的定義來說，它們明顯是過時的和沒必要的。
二十多年前，朋友送他的畫冊時說“我送本書給你”，我隨口說了一句“畫冊不是書”。后來朋友就拿這句話跟我開玩笑，這也迫使我去想畫冊是不是書，或如何使畫冊成為書的問題。
很多畫家一生就希望出本畫冊，或出越來越漂亮的畫冊，但帶圖片的書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畫家不是為了畫冊而作畫，作家卻基本上是為了出書而寫作，從二者的這個基本區別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相同點是都只涉及傳播，而不是看待圖和文的此輕彼重。繪畫的傳播因為有展覽，所以看重“原作”；作家的原作本來應該是手稿，但不可能一頁頁地攤開了輪流給成千上萬的人閱讀，所以將文本印制成書便使書成了原作，而手稿就成為了檔案，只供研究者和感興趣的人局部使用。
這樣看來，作家的書在網絡時代就首先遇到了要不要繼續存在的問題，因為網絡也可以一字不差地傳播作品，電子書或網絡閱讀在信息的完整度方面一點也不比紙質書差，除了它耗電和缺少翻閱的習慣性手感。
畫冊對于繪畫原作的信息記錄只能說是一種“模擬”，人們或說一本畫冊印得很好，或說它沒有印好，偏色了，層次沒有出來。當然，也有的說，印得比原作還好。有趣的是，現代印刷技術的不斷改進大部分都是針對畫冊而不是文字書的，甚至包括紙張也是。二十年前，購進一臺滾筒掃描儀或膠片輸出機都可以賺大錢，但當年干這行的朋友現在都干嘛去了呢？我們不光體驗了印刷技術革命的殘酷性，還看到了它自掘墳墓的事實。畫冊首先成為了陪葬品，因為只有畫冊才完整地享用了印刷革命的所有成果。
未能成為印刷技術革命寵兒的文字書幸運地沒有成為第一輪的陪葬品，它的幸運歸功于它對復制的技術要求不在機器而在人。即便退回到鉛印時代，一部文字作品照樣能夠準確無誤地印制出來，這就是“中間技術”的勝利，也促使我們思考是什么保證了書的存在。
我又想起午夜出版社的一直保持到今天的白皮書。有一次，我去午夜出版社拜訪伊萊娜·蘭東，看到她的桌子上放著一塊《情人》封面的鉛版，我猜不出她為什么拿它出來，也沒有問她，但我有那么點感動。《情人》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那時還屬于鉛印時代。新版的《情人》，封面和內頁雖然都是用現代排版和印刷技術完成的，但風格是依照鉛印時代的版本，也就是說，現代技術模擬了過去，而它的優勢僅僅體現在節省時間和成本。
保持書籍外觀既有風格，午夜出版社的這個做法可以作為我們思考文字書為何經久不衰的一條線索。最低限度的復制定義了作為技術的“復制”，無論文字書的作者還是編者、讀者，都絲毫不懷疑這門技術的合法性，因為無論技術怎么提高，它的信息含載度千百年來都沒有發生過增值。所以，它還可以繼續下去。
圖畫書本身體現的是“復制”的技術進步過程，這個過程一旦超出它的中間階段，印刷就不再成為復制的首選，可以選擇網絡或其他。圖像或圖像復制從來不以出版為第一傳播手段，現在它更加感到越來越回到自身：去美術館看展覽而不是翻畫冊，照片存在手機里根本無須打印出來。什么時候、什么人需要印刷或打印？哦，是因為有什么需要證明，我們才會在特定的時刻去印刷或打印。
“現在是讀圖時代”——這句話好像剛剛還在我們耳邊響起。如果說它表達的是對快餐文化的無可奈何，我們還可以說，藝術品的終結就始于這種讀圖時代的隨便翻翻。
有的人的隨便翻翻是態度認真的結果（例如弗朗索瓦·邦），有的人干脆就是心不在焉。說到底，對于畫冊的命運來說，這都是一樣的。
本文由陳侗原創，中國文化報發表，人生美轉載地址：http://www.ilian8.com/detail.asp?id=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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